前者是从身推扩开去的横铺结构与层层收敛的内切结构。
二、神显：秩序的起源和本性从礼之初到礼之大成，构成了从上古直到三代盛时，礼在历史中从起源到大成的叙事，而礼之大成在全文脉络中隐秘对应的正是上文的小康叙事。因而这里的降其上神与其先祖，可以包括天神、地祇、人鬼。
第3节刻画的则是今世的祭祀用品，因于古昔所供之物，以及酒所陈之处及获福之义。庖牺氏作为一个符号，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具有象征性：‘庖代表熟食，‘牺涉及祭祀。天望、北首，示反始也。陳澔以为上神即在天之神，[45]刘咸炘强调上神是天地，先祖谓父母。治其麻丝，以为布帛，以养生送死，以事鬼神上帝，皆从其朔。
《中庸》曰：‘大德受命，宗庙响之。孔子对子游的回答是：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世俗化作为宗教的自我扬弃，是以宗教的宰制为前提的。
改革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开放，而麻烦乃至危机，也更多地被开放所触发。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任务，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。而重新挖掘这条线索的当代激进思潮，又急于将它批判化主体化，将之与黑格尔、马克思及现实的社会主义传统割裂开来。当前思想者应该做的是，直视现实之内的矛盾并将之理论化。
要现实地理解此关系，就必须理解文明体，并扬弃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的对立。要之，再天下化这一当代问题，对当代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任务——以一种能够回应和包容中外思想传统的方式，重新扬弃观念与实在的对立，进而在历史哲学上可以（当然需要诸多理论环节）扬弃文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抽象对立。
任何宗教都无法解决宗教冲突——除了非宗教的宗教，亦即将宗教之间和教俗之间的界限视同儿戏的宗教。⑨笔者在《是与易》（载丁耘：《儒家与启蒙——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》，第217—300页）一文中已解决这个问题。中国思想面对的最大矛盾，当然是被上一代学人概括为古今之争的巨变。必须从伦理、政治、经济生活的总体出发，估计开放带来的意义与危机。
儒教、道教和大乘佛教早就共同完成了对宗教与世俗二元对立的扬弃。理气不一而人力图使之不异的过程，就是历史。它们不仅没有点出身体、机器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完整意涵，更是回避了这一基本状况：正如黑格尔指出的，单子脱胎于实体，因而更适用于国家与文明体，而非那种所谓的新兴主体。如果大家愿意，也可说是现代内部的古今之争。
关于两个本原及其在历史中的矛盾同一，见第57、58、133页。而力量学说传统则是退到康德之前（如果读者愿意，也可以理解为退到无论新旧的基督教之前，退到新柏拉图主义），以便更深地进入包括德国唯心论在内的整个现当代哲学传统。
这里不是详论这些问题的地方，只能满足于提示《中庸》对理解天、天命、天人以及天下化的可能贡献。是从单一文明体的古今之变出发，还是从文明间关系（无论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）出发。
这三个前提的同一个哲学实质，在于重新理解心与物（包含心与身）、一与多、自由与必然的关系。这是一个莱布尼茨式单子的时代。这就是离开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性（不管哪一次浪潮）的根本原因。世间万物、人类历史的基本状况就是理气之不合。 【注释】①丁耘：《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》，载丁耘：《儒家与启蒙——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2011年版，第3—20页。在西方哲学中，力量学说传统值得重视。
后者的最大观念阻碍就是基于诸一神教的宗教冲突。单子不只是能表象者，而且是具身实体。
而首先可以做的是，正视理论资源之间的矛盾。应当看到，文明冲突属于观念性东西的实在力量之交互关系。
与此相应，那个刺激着大陆新儒家的亨廷顿之问（无法确定中华文明属于什么宗教），恰恰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的秘密。生活不只是生意与消费，经济活动带来的也不只是经济意义。
三、如何理解文明体天下化是一个方向，而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语词。用气论解释孔夫子之为学阶次：理气之不一不异是天命，心理一如是见地，身心一如是境界，心气合一是工夫。仅被知的天命还未与自己的切身之气贯通，心气上未能合一。在现实世界中，共同体正变得越来越小——为了同年轻人的部落化相抗衡，老一辈们干脆抬出了家庭——即使这些老一辈还不够老，对家族并无切身经验，目前能兜售的只是核心家庭而已。
但这些是普适工具，对自然与人工的万物全都有效，当然不只适用于互联网社会及其赛博格主体。或者说，宗教保守势力群众路线的成功，正是全球化经济格局变动和激进世俗化为渊驱鱼的结果。
总之，这一切都属于文明体之间活生生的交互关系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纪元，总体上固然可定以现代化，但其历程亦绝非均质。
最近十多年来，思想界的变化也许可以说是微妙的，但变化如过于微妙，会显得更像停滞。改革主题从未消失，但要随着开放主题重新定调。
真正的批判是全部事物自身的运动，而不是任何主观活动的抑扬裁剪——不管其意图是激进抑或保守。但这一结论下得过于匆忙，忽视了人本身的精微。基于以上问题意识，本文初步提出以下设想。⑨如将上述主张和笔者的《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》一文相对照，也许会带来一点诧异。
这是现代哲学一以贯之最重要的问题。在斯宾诺莎、莱布尼茨、谢林及尼采之统绪中，力量（潜能、权力）是心灵与物身、一与多、是与易的绝对统一者
这不仅是个体修身的原则，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华文明演变的内在逻辑。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改革思路均源于《周礼·地官·泉府》的内容。
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中，北方民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，但传统叙述视角较多关注其军事文化、治理技术以及民族融合等部分。王安石通过青苗、市易、免役三大新法的配合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货币财政系统。
